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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维武案疑点重重 华人社区呼吁公正

宾州费城 — 龙

2017年12月18日,来美探亲的76岁退休工程师赵维武被法官判4到15年有期徒刑。他在2018年11月1日被陪审团裁定下载儿童色情视频罪名成立。
对赵维武及其家庭来说,这是一个悲哀的日子;对华人社区来说,这也是一个灰暗的日子。 赵维武案(下称“赵案”)虽然宣判了, 赵家仍然认为当地法庭没有公正。
同时,华人社区有识之士发现“赵案”疑点重重。华人社区对“赵案”虽有很多疑问和不解, 但是呼吁公正的声音是一致的。

“赵案”已经持续近三年,因为当地法庭本身的不公、傲慢与偏见,以及赵家本身对美国文化和司法了解的欠缺, 赵家“初审”不幸失败。赵家没有认输、没有放弃。
华人社区到目前为止对“赵案”的关注极其有限。因为“赵案”的特殊性, 很多华人朋友对“赵案”有一些疑问和不解,有些华人或许还有一些先入为主的看法。 希望本文能够帮助大家对”赵案“梳理一下, 更希望华人中的法律专家和计算机网络安全专家(特别是文件共享软件, 如eMule/eDonkey等方面的专家)能够参与献计献策, 为赵维武先生争取更公正的审判。

“赵案”大事记
2010年6月  – 赵晴 (赵维武女儿) 持K1签证从中国赴美国宾州Northampton County与一个意大利裔男子结婚
2011年9月   — 赵晴夫妻产生矛盾
2013年3月  – 赵晴母亲曹秀英来到美国
2013年4月  – 因为丈夫不育,接受人工授精手术,赵晴生下两女
2013年7月   — 赵晴与丈夫分居
2014年3月   — 赵维武来到美国
2014年3月  – 赵晴搬离丈夫住处,开始租用丈夫家人名下的一套房子
2014年5月18日  – 赵晴女婿支持他家人报警驱逐其全家
2014年9月   — 赵维武为女儿在宾州Northampton County 买房
2015年1月5日  – 宾州州警察发现电脑 IP 65.78.83.141 上传儿童色情文件
2015年3月30日  – 宾州州警察向ISP “RCN Telecom Services, Inc” 提交法庭命令,要求获取电脑用户信息
2015年4月20日  – 宾州州警察Trooper James Ford 获取搜查令
2015年4月21日  – Trooper James Ford 带领警察搜查赵家, 带走涉案电脑
2015年12月8日  – 赵维武被捕
2017年10月20日 — 警察报告称“在涉案电脑主机里找到了”另外7个儿童色情文件
2017年10月26日 — 主审法官 Jennifer Sletvold要求法庭指派律师Alexander Karam 与赵维武面谈,赵晴在场翻译. 律师Alexander Karam告诉赵维武, 法官希望赵维武接受五年监外执行的诉辩交易
2017年10月27日 — 主审法官通过电话翻译劝说赵维武接受三年监外执行的诉辩交易. 赵维武拒绝.
2017年10月30日
11月1日 – 赵案trial, 赵维武自聘律师请求被驳回
2017年11月1日 — 陪审团在赵维武没有律师的情况下裁定被告有罪
2017年12月18日 — 赵维武被判4到15年有期徒刑

“赵案”的疑点:

1) 警察取证是否合法?
2) 涉案电脑是捡来的, 电脑里面原来就安装了eMule 分享软件(需确认). eMule 可以自动完成前任电脑主人没有完成的下载,而且会自动上传. 是否有证据显示赵维武有意下载或上传?
3) 据”赵家”陈述, 赵家电脑不只是赵维武一人使用, 赵晴前夫也曾使用. 而且赵晴前夫在2014年9月5日到2015年12月9日期间多次进入赵晴家.
4) 为什么赵案涉案警察和控方拒绝交出电脑鉴证行业标准文书:“完整电脑鉴证报告”。
5) 为什么赵案涉案警察和控方拒绝提交硬盘完整拷贝件?
6) 儿童色情在美国是重罪里的重罪理应立即查办,为什么涉案州警要拖到3个月后(2014年4月)ISP公司把internetactivitylogs清空后,才到赵家搜家?同理,为什么涉案州警察又拖了8个月后(2015年12月)又声称“找到了另外6个儿童色情文件”?接下去为什么涉案州警察又拖了22个月后(2017年10月)又声称“找到了另外7个儿童色情文件”?
7) 如果涉案警察秉公执法,为什么他们要伪造赵维武的签字(有笔迹鉴定专家报告)?
8) 法庭通过什么定罪? 警察因为报告里面中文文件名儿童色情文件抓捕赵维武, 但是所有中文文件名的文件从来没有被打开过 (见下面”指控文件” 中的a2.pdf exmaminer report)

赵维武本人申诉及华人社区的维权活动:

赵维武的诉求和华人社区的抗议

“赵案”案卷:
指控文件: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Nx03bzy5MKPlIDU7RQ5o5nIRLhdIFAc?usp=sharing
专家证词: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z-YmFLFavGwJojVWWil3FQXbV2zMxRk?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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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维武的诉求和华人社区的抗议

第一部分:
伸冤求救信

尊敬的大费城华人维权会会长管必红先生:
本人赵维武,76岁,中国公民,不说英语,退休电力工程师,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绿卡早已经被批准,我和老伴结婚43年。我不幸被人用电子儿童色情文件栽赃诬告已有两年,目前已被关在监狱(案名:CommonwealthofPennsylvaniavs.WeiwuZhao,案号:CP-48-CR-665-2016)。

案发背景
2010年6月,我女儿赵晴持K1签证从中国赴美国宾州NorthamptonCounty与一个意大利裔男子结婚。我女儿婚后才逐渐发现我女婿在婚前隐瞒了他不能生育的缺陷以及他婚前诸多谎言(例如说谎他有自住房产),从2011年9月两人开始产生夫妻矛盾。我女儿在我和老伴经济资助下接受人工授精手术,并且在2013年4月生下了两个外孙女(非我女婿亲生),我外孙女一个月大的时候就被我女婿狠狠摔在床上,由此导致两人2013年7月开始分居。

2014年3月和2013年3月,我和老伴曹秀英先后从中国赴美国探望我的女儿和两个外孙女。我女儿在2014年3月搬离我女婿住处,我们一家开始租用我女婿家人名下的一套房子。因为2014年5月18日我女婿支持他家人报警驱逐我们全家,我的外孙女当天还在发高烧,所以我和老伴被迫决定暂时留在美国,在2014年9月在宾州NorthamptonCounty购置了一个旧房子作为我女儿和两个外孙女的庇护所,不料此举竟然激起了我女婿一家的极大愤怒:

2014年11月20日,在Facebook我女婿家人以及他们家族的好友们公开煽动反亚裔的种族仇恨,把我们家污蔑为“非法移民”,声称正在举报我们家,扬言好戏就要登场了(有证据)。而本案控方JohnMorganelli,DistrictAttorneyofNorthamptonCounty,Pennsylvania(宾州检察总长JoshShapiro曾公开揭发这位检控官从辩护律师那里拿几万元钱)在内多位法律人员都和我女婿家人以及他们家族的好友们有直接关联。我女婿家人全程旁听了赵案三天的trial。在2017年11月1日,我女婿家人在法院内部更是公开地和涉案检察官以及涉案警察亲密走在一起(有多位人证)。

第二部分
案发经过

2015年4月20日,宾州州警察TrooperJamesFord,凭借虚构的案发“事实”-“On01/05/2015at1954hoursEasternStandardTime,CplGOODYEARutilizedundercoversoftwaretoquerysearchesontheE-mulenetworkforknownSHA1hashvalueswhenhediscoveredIPaddress:65.78.83.141asadownloadcandidate.”(有辩方电脑专家报告),利用其公权优势非法获取了搜查令。

2015年4月21日,20位左右全副武装的宾州州警察和市警察,在TrooperJamesFord带领下,用强制爬窗入室突然袭击的方式冲进了我们家,进行了非法搜查。所有全副武装的涉案警察都不宣读米兰达保护令就强制审讯了我和我的女儿,他们对现场的实物证据都不感兴趣,却花了三个小时左右检查我从邻街W.HoltStreet,Easton,PA18042垃圾筒里捡来的一台DELL台式机旧电脑(简称“涉案电脑”)。TrooperJamesFord临走时候才把搜查令交给我女儿,并以他们当场“在涉案电脑发现”了1个儿童色情文件为由,且故意不做电子证据固化,故意破坏现场,非法没收了他们自证是“非常容易被篡改和销毁”的电子证据——涉案电脑的主机。2015年12月8日,TrooperJamesFord以所谓的“在涉案电脑的主机里找到”另外6个儿童色情文件以及虚构的案发“事实”为由,抓捕无辜的我并且诬告我“蓄意持有和传播儿童色情文件”。本案居然还被JohnMorganelli,DistrictAttorneyofNorthamptonCounty,Pennsylvania和NorthamptonCountyCourtofCommonPleas,Pennsylvania批准立案并且持续至今2年。

TrooperJamesFord伪造更多“证据”来诬告我,例如:
-伪造我的签名(有笔迹鉴定专家报告);
-伪造我的犯罪“历史”(有证据);
-谎称涉案电脑是放在“他人根本无法进入的我的卧室”里,后又自证涉案电脑其实是放在我的女婿都可以进入的我们家的客厅里(有证据);
-作证我的确不说英语,但出具的警察报告中所谓“在涉案电脑找到”的信息却涉及精辟的儿童色情英语词汇,例如11yearold,showsboner,PTHC(PreTeenHardCore的简写),13yo(13yearsold的简写)(有证据);
-甚至还把别人案件的材料也做为本案的“证据”(有证据),等等。

2015年12月8日和9日,宾州州警察通过本地媒体MorningCall和ExpressTime,故意向大众发布虚假误导性消息,挑拨本地不知情的大众对亚裔被告我的仇恨,例如谎称我已经“承认”下载,还故意把本案和其他一个毫不相关的微软举报的案件混淆在一起发布(有证据)。

在我被捕的10天内,我女婿一家尽管是蓝领,但是他们却有“超凡”能力同时启动全部针对我们一家的另外5个案件包括离婚等诉讼轰炸;在2016年12月24日,我的女婿还具有去挑唆他人报假警诬告我“性侵”我外孙女但是可以不被追究诬告法律责任的“超凡”能力(有证据)。

2017年8月9日,TrooperJamesFord串通我的女婿一起作伪证,谎称我的女婿“仅仅在2014年9月5日我家搬家期间”过来帮助维修暖水桶等才进入我家的房子(其实我的女婿从2014年9月5日到2015年12月9日期间每个月一次到二次的频率进入我家的房子。我和老伴花钱雇他来安装暖水桶其实是在2015年3月。),还谎称我的女婿“从来没有”用过涉案电脑(我女儿和我老伴都目睹他使用多次涉案电脑)。2017年10月20日,在本案的pretrialconference,涉案检察官提供了一份警察报告,称“在涉案电脑主机里找到了”另外7个儿童色情文件。

第三部分
2017年10月26日,主审法官JenniferSletvold要求法庭指派律师AlexanderKaram前来和我面谈,我女儿在场为我们翻译。律师AlexanderKaram告诉我:他是在法官要求下来和我见面,法官希望我接受五年监外执行的诉辩交易,他告诉我法官说我在trial上会被搞的很惨,而且我一定会被定罪,法官也会用她最大量刑权力,我深感被威胁了。2017年10月27日早上10点左右,主审法官又通过电话翻译来反复劝说我接受三年监外执行的诉辩交易。但是我因为没有做过任何犯罪行为,所以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赵案trial:

2017年10月30日到11月1日举行了赵案trial。trial一开始,我就请求法官考虑到我76岁,不讲英语,不懂美国法律,所以需要更多时间寻找自聘律师,我也不要那个一意威胁我只想让我认罪的法庭指派律师AlexanderKaram,但是我的自聘律师请求被驳回。

法官连同法庭指派律师AlexanderKaram压制不许可我自主参与挑选陪审员,陪审团人员名单实际是法官独自挑选决定的。
法官不公正裁定控方没有现场关键物证、照片等虚构我“contact”到法庭支持我的一位母亲带来的儿童而“违反”保释条件“nocontactwithpersonsunder18yeasofage”而将我监押(该母亲可以作证我并没有“contact”她的孩子),剥夺我在trial期间必须应对大量的诉讼文件证据资料和安排证人出庭准备时间和经历和环境条件。而我未被定罪就被公开戴上脚链手铐示众。
法庭强制我辩护发言事先必须经过法庭指派律师AlexanderKaram的许可,才允许被翻译出来,但是对法官、控方以及控方证人、案件受益人等不利的下述所有我依法抗辩所有事实和理由,都不被翻译让陪审团知道和(或)不被法庭记录在案:
-我依法要求和控方证人对质;-我依法要求所有被告证人出庭作证;
-我依法要求强制对我有利的证人出庭作证;
-我依法提出涉案电脑前机主的问题,涉案电脑存在黑客攻击栽赃,我女婿也操作过涉案电脑、涉案电脑主机被涉案警察没收后长期没有数据保护而存在数据被修改,以及控方拒绝交出硬盘拷贝件和拒绝交出电脑鉴证行业标准科学报告——完整电脑鉴证报告等诸多合理怀疑。

法官对于陪审团的指导,设置为对“定罪”被告的方向诱导:
-法官强调陪审团要依据其仅在庭审中所见到的涉案警察和控方的谎言、伪造物证和伪证一面之词来认定案件事实(因为上述我依法抗辩所有事实和理由全部被屏蔽和过滤了)。
-法官反复强调陪审团要意见一致,而不是独立思考判断庭审中的大量合理怀疑。-法官设置的陪审团裁定条目设计,更是限定陪审团接受法官指定的被告“违法”事实来让陪审团裁定“是否有罪”,而不是让陪审团裁定“违法事实”是否成立而判定被告是否有罪。
-trial一开始法庭允许控方向陪审团播放人人痛恨的儿童色情录像,误导陪审团对无辜被告我的定罪倾向。

法庭发言人员语速都很快,以至于翻译根本来不及翻译,且很长的法庭文件也不全部翻译让我明白。

2017年11月1日,20位左右的我的支持者到法庭声援,但是法庭剥夺公众对刑事案件审判的知情权,驱赶旁听公众,却选择性留下我女婿家人旁听。

本案没有一个现场目击证人,没有一个现场原始证据(涉案警察自证涉案电脑主机已经被拆开)、没有一份电脑鉴证行业标准科学报告——完整电脑鉴证报告、涉案警察甚至作证他并不知道涉案文件下载期间我有没有在涉案电脑前、控方也未尽举证责任排除诸多合理怀疑(有辩方电脑专家报告),但是,仅凭涉案警察大量谎言(有涉案警察证据对比表),2017年11月1日我不幸被错误定罪。

我的声明
本人从来没有上传、下载、观看任何电子儿童色情文件;
本人对州警声称的涉案电脑主机中任何电子儿童色情文件都一无所知;
本人对州警声称的涉案电脑主机中任何电子儿童色情文件在何时,通过何人在涉案电脑上传、下载、观看,都一无所知

第四部分
2017年12月18日中午,鉴于赵案主审法官拒绝了宾州检察总长建议的被告请求延期赵案量刑大会的动议,大费城华人维权会在向赵案所在地Easton市市长办公室拿到示威许可后,组织20多位宾州费城和里海谷以及纽约的热心公益人士,在法院外示威要求为76岁无辜被告赵维武伸张正义。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也派人到现场声援,本地英语媒体expresstime到现场采访报道。量刑大会在2017年12月18日下午1:30开始,和赵家有矛盾的赵维武女儿的婆家率领10多位白人到场支持控方。有关赵维武是否在2017年10月30日违反了保释禁令“nocontactwithpersonsunder18yeasofage”而”contact“了支持者带来的一个孩子的争议,辩方律师SandraThompson请求法庭允许让那位支持者上庭作证赵维武并没有”contact”她的孩子,但被拒绝。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公共关系传播委员会主任潘涵先生以及赵维武结婚43年的老伴、女儿和白人邻居都上庭作证赵维武品行一贯诚实、善良、愿意帮助人、且和邻里一向友好相处,根本没有任何儿童色情怪癖。会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当地代表Lee女士高度赞扬了2017年12月18日赵案示威活动是成功的,并表示将继续支持无辜被告伸张正义。

第五部分:
大费城华人维权会的作为和意见

会长管必红收到赵维武的伸冤求救信后,立即与几位负责人商量,发起了为赵维武捐款聘请律师为他打官司;征集了近四百人签名的请愿书;组织了八位社区领袖到宾卅检察总长JoshShapiro办公室陈情,要求延期宣判。在检察官员的建议下,聘请律师向Northampton提交书面的PostTrialMotion和保释请求被拒;组织了近30人于12月18日中午至开庭前在法厅㚈示威抗议;然后进入法庭内听证。听证会上,我们发现主审法官JenniferSletvold对我们聘请的律师和赵维武很生气。抱怨说律师来迟致使1:30分宣判推迟到2:00;律师说我没拿到法庭初审资料,法官说,我们上周三准备好了审判资料通知你们,你们没人来拿。现在把审判资料交给你。法官说她看见赵维武在走廊里与参加听证会的人群里,其中有一小孩。因此赵犯了Contact犯,又把他关进监狱。律师让那小孩的家长洪梅上庭解释此亊与赵无关,法官不让家长解释也不让律师辩护。正准备宣判时,管必红站起来要求发言。法官让管走上台前后宣誓自报职务姓名后,法官问管你与赵认识多久?管说今年七月赵向我诉说冤情时认识的。法官说:那你也不用讲了。就开始宣判判赵维武4至15年监禁,25年注册登记并在释放后有被遣返中国的可能。法庭宣判后一片哗然。我们参加听证会的近30位为赵伸张正义的人士包括美国黑人和白人都认为:这个审判太不公证了。明明是裁赃陷害强加于赵维武无中生有的罪名竟能在法庭上宣判。真是岂有此理!这哪有什么公正可言?我们华人社区绝不相信Northampton县法院的判决。一定要抗争到底,为赵维武先生讨回公道,还其清白。我们将继续为其募集捐款聘请律师打官司。赵先生家属让我转吿大家,对大家的爱心捐款,他们非常感谢。如以后官司赢了,有赔偿基金,他们会偿还大家。华人同胞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为赵维武讨回公道,还我同胞一个清白!

挺梁后记: 大选启示录

侠客行,约翰
(转自巴尔的摩中文学校公众号)

2.20挺梁游行是笔者四十多年生涯中参加的第二次大规模游行。多年以前,一大批崇尚民主自由的年轻人,怀惴美好的愿望,离开自己的家乡,亲人和朋友,远渡重洋,来到这一片富足,快乐,自由,开放的土地。多年以来,我们勤奋努力地工作,忍受着孤独和不能陪伴父母的痛苦,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与其他族裔比较,华人在经济地位上卓有成效;但在追求相应的政治地位上,华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在美国这个崇尚力量的国家,权利丶公平是要自己争取的!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前心中埋下的‘民主’的种子,多年以后在大洋彼岸发芽开花,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华人声势浩大的2.20 游行是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事件: 因为梁警官, 华人空前地团结起来, 让我们看到了在美华人的希望。许多人意识到华人们不能再一盘散沙; 不团结的华人会被其它民族各个击破, 当做替罪羊,逐渐边缘化,比如读书被AA,工作被AA,还要被人拉着去AA监狱。个人认为, 这个事件对我们来说是危机, 也是时机, 让我们华人确确实实地感到参政的急迫性。不管游行有没有用, 至少让人看到我们的力量和决心。后来的事件发展证明,“不平则鸣”在美国是有用的。

2016年是个多事之秋: 2月20当天也是突然离世的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Antonia Scalia 的葬礼; 在全国范围内, 2月20 日Donald Trump在South Caroline共和党初选中渐露头角; 而在本地, 2月20 日这天也是前不久因公殉职的两名警察出殡之日。那两位中年警察在Panera Bread店里被一流浪汉用枪击中,当场死亡,留下未成年的孩子。出殡之日,全城高速公路部分封锁, 由救火车开路, 护送着两位警察的灵车, 沿高速南下,经环城公路西行, 上另一高速将两位警察葬于城北的一个公墓。笔者的车经过高速公路的天桥时, 目睹许多车辆停在路边,很多白人自发站在天桥上,目送着下面缓缓行驶的灵车,神情肃穆,面带忧伤: 这是这个骄傲民族的无声抗议! 看着这一切,联想到前两天新闻里提及奥巴马总统在白宫接见了Black life matters的领䄂, 笔者心中忽然一阵茫然, 这难道是我们背井离乡,千里迢迢投奔的美国?

不可否认的是, 美国如今正遭遇百年未有之僵局,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挑战。在内部,不同族裔的人口比例正在发生变化,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问题日益严重。华人与美国中产一样,一方面被金融集团巧取豪夺,一方面要与被资本家因逐利而抛弃的无产者分配有限的社会资源。而在外部,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化正在挑战着美国头号工业国的位置。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 贫富分化日趋严重, 中产阶级不断萎缩, 社会治安每况愈下, 种族矛盾也日益尖锐。全国各地所发生的事,正是整个美国社会目前的缩影:有着“白人至上”特权的白人中产被剥削;以“Black life matters”为代表的社会底层被压抑; 而作为模范少数族裔的华人被剥削和打压! 然后是日益加深的种族矛盾和阶层争斗。

问题到底出在哪? 这样的局面对谁最有利? 一则微信上的寓言很深刻地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假设世界某处有一个小岛, 岛上有一百个居民, 但只有一个餐厅, 每天只供应一百个大饼。岛上所有的居民都到这个餐厅就餐,但这一百个人中有10个是特殊阶层,每天比其他九十个人提前用餐,挥霍掉九十个大饼。其他九十个人每天只能共享十个大饼,于是经常为如何分配而争论不休,甚至大打出手, 以致于忘记去寻找其他九十个大饼的下落。

这则寓言和圣经旧约里巴比伦塔的典故异曲同工:古时人们想修一个通天塔,修到一半时,上帝害怕人们真的通天了,于是让人们说不同的语言,从此人们不能互相沟通,吵来吵去,修塔也就不了了之。现代社会,人们虽然说着同一种语言,但意见不一样,还是吵来吵去。更可恶的是,有的人还扮演着上帝的角色,用一个个议题将人们分裂:堕胎丶福利丶医疗丶枪支丶同性恋等,怎一个乱字了得。这样分裂下的社会,直接将国家控制权拱手相让。因为没有两个人在所有议题上保持一致,加上美国的两党制,在大选时人们并不能找到与自己想法差不多的代言人,只能选自己党派的候选人。另外,事实经验告诉我们,民意很容易被误导,尤其是当主流媒体受背后金主控制时。 最后结果就是看似民主的选举其实是被扮演上帝角色的金融集团操控;两党其实是一党,而且是由走左右极端的蓝队和红队组成,没有人真正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这样的局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比有左中右的一党制高明多少, 因为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 缺乏监管机制的华尔街一手遮天, 其中的腐败绝不是常人能想象的, 比如08年由华尔街贪婪导致的金融危机,最后还是由全国人民买单, 华尔街反而全身而退。同时, 美国目前的两党制, 在办事低效和对资源的浪费上, 令人叹为观止。

这篇文章撰写之时,美国大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共和党候选人Donald Trump由局外人一下成为毫无悬念的党派提名人。无论媒体怎样打压,反对者怎样抗议,建制派怎样使绊脚石,Trump能走到今天的确不易。但就在笔者封稿之时, 美国政局愈发混乱不堪,民主党打着自由平等的旗号,先是Target 宣布厕所不分男女, 接着是North Carolina 和美国政府就北卡州上厕所必须按出生性别的提案对告,再下来是Disney冰雪奇缘第二集引入同性恋女伴, 最后就是掀起悍然大波的奥巴马要全美公立学校全面开放所有的厕所和换衣间给变性人用。

我们不歧视LGBT, 但是坚决反对任何反向歧视。民主党如此迫不及待地目光短视,冒天下之大不韪,反倒让人疑窦从生。 联系到美国实际上是被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集团所控制,这样的局势让人突发奇想,这是不是华尔街又一出“欲擒故纵”, “声东击西”的戏码? 一方面竭力反对共和党候选人, 一方法让执政的民主党连出臭招, 失去民心, 将民意赶到共和党政营, 最后的结果是共和党上台。这样做对金融集团有什么好处? 能够想到的是共和党上台后, 经济滑坡, 股市重创, 到时候华尔街媒体会说: “谁让你们让共和党上台的?” 有人也许会对阴谋论不屑一顾。对笔者来说, 我们已经过了“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 naïve” 的阶段。八年前美国人民对奥巴马的期待,换来的不过是另一场伤害,今年的大选,会不会也是“换汤不换药”?

不管最后局势如何发展,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已不是一片乐土; 应对这样强大的专制政府和国家机器,个人力量实在微不足道,华人们必须抱团,先把自己的社区建设强大,才能对付外界各种困扰,以不变应万变。如果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专制的政府,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更复杂,更隐蔽,更狡猾的政体,那么, 不管你是支持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我们都在一个阵营。希望华人们放下成见,抛开国内带来的历史包袱,以主人翁的心态,精诚合作,一致团结对付巧取豪夺的人。

促进华人的团结, 现在正是一个好时机。我们可以利用微信,网络,YouTube, Facebook 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技术,加强沟通和各种信息分享。 华人们common sense 都差不多, 又最重视孩子的教育, 从与孩子教育有关的角度着手, 可以将大家团结起来, 比如马里兰州和弗吉利亚州的Chinese American Parents Association (CAPA) 。 同时, 我们华人应该突破“哑裔”的标签, 积极参政,利用美国游戏规则, 投入人力物力, 逐步进入美国政坛,改变我们在政治上的弱势地位。值得高兴的是,今年的总统初选,很多华人开始注册,投票,但这只是一个起步。 很多华人在投票时, 面对众多陌生的候选人, 都不知道该投谁。在年底的大选上,希望华人们即使在总统选举上有分歧,也应该集中火力争取左右地方的选举。比如说,大家可以组织起来分析各个候选人的业绩, 主张等, 将对华人整体有利的政治家推荐给大家。

华人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比自己过得的更好, 希望他们有参政意识, 那么何不我们给他们做个榜样, 改变一盘散沙,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局面,团结起来, 从自身做起, 从现在做起, 致力参政。前两天笔者第一次去参加了本县Board of Education 大会, 每次会上可以有十个家长发言。当天至少有三个穆斯林的人发言,要求平等对待不同宗教,要求学校在伊斯兰节日放假。当天还有两个非裔小孩发言,许多非裔大人发言。华人是最重视教育的,但在这种场合鲜有声音。笔者以为,大人小孩多参加这些活动,比带孩子上钢琴课更重要。再这样下去,美国已容不下一个安静的教室了。我们今天的付出,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为了不让我们的孩子们将来像我们一样因为努力工作而受到惩罚。同时,孩子们会沿着我们的脚步,站在我们的肩上,有着更高的起点。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让我们以2.20挺梁活动为起点,携手共进,团结起来,以华人的聪明才智, 建立一个我们能安居乐业的家园。

希望多年以后,我们回首往事,能发出不枉此生的感慨。

Civil Rights and the Promise of Equality (Double Exposure)

Volume 2 of Double Exposure commemorates the ongoing fight to 512wco1NJfL._SY498_BO1,204,203,200_fulfil the promise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for all American citizens, from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to the present. It features powerful images from, for example, Leonard Freed’s series, Black in White America, Ernest C. Withers’s photographs of the Sanitation Workers’ Solidarity March in Nashville, and Charles Moore’s documentation of police brutality during the 1963 Birmingham Childrens’ Crusade.

Bryan Stevenson is the founder and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Equal Justice Initiative and a professor at NYU School of Law.

Race, Religion, and Civil Rights: Asian Students on the West Coast, 1900-1968 (Asian American Studies Today)

Histories of civil rights movements in America generally place little or no emphasis on the activism of Asian Americans. Yet, as this fascinating new study reveals, there is a long and distinctive legacy of civil rights activism among foreign and American-born Chinese, Japanese, and Filipino students, who formed crucial alliances based on their shared religious affiliat514v-J0nPbL._SX331_BO1,204,203,200_ions and experiences of discrimination.

Stephanie Hinnershitz tells the story of the Asian American campus organizations that flourished on the West Coast from the 1900s through the 1960s. Using their faith to point out the hypocrisy of fellow American Protestants who supported segregation and discriminatory practices, the student activists in these groups also performed vital outreach to communities outside the university, from Californian farms to  Alaskan canneries. Highlighting the unique multiethnic composition of these groups, Race, Religion, and Civil Rights explores how the students’ interethnic activism weathered a variety of challenges, from the outbreak of war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to the internment of Japanese Americans during World War II.

Drawing from a variety of archival sources to bring forth the authentic, passionate voices of the students, Race, Religion, and Civil Rights is a testament to the powerful ways they served to shape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irection of civil rights movements throughout the West Coast.

After Missteps, U.S. Tightens Rules for Espionage Cases

Sourc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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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ustice Department last year dropped all charges against Xiaoxing Xi, head of Temple University’s physics department; he had been accused of sharing sensitive American-made technology with China. Credit Mark Makel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WASHINGTON — The Justice Department has issued new rules that give prosecutors in Washington greater oversight and control over national security cases after the collapse of several high-profile prosecutions led to allegations that Chinese-Americans were being singled out as spies.

The new rules are intended to prevent such missteps, but without undermining a counterespionage mission that is a top priority fo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n December 2014, the Justice Department dropped charges against two former Eli Lilly scientists, Guoqing Cao and Shuyu Li, who had been accused of leaking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to a Chinese drugmaker. Three months later, prosecutors dropped a case against Sherry Chen, a government hydrologist in Ohio who had been charged with secretly downloading information about dams.

Then in September, the Justice Department dismissed all charges against a Temple University professor, Xiaoxing Xi, after leading physicists testified that prosecutors had entirely misunderstood the science underpinning their case.

“We cannot tolerate another case of Asian-Americans being wrongfully suspected of espionage,” Representative Judy Chu, Democrat of California, said last fall. “The profiling must end.”

While those cases raised the specter of Chinese espionage, none explicitly charged the scientists as spies. The cases involved routine criminal laws such as wire fraud, so national security prosecutors in Washington did not oversee the cases.

In a letter last month to federal prosecutors nationwide, Deputy Attorney General Sally Q. Yates said that would change. All cases affecting national security, even tangentially, now require coordination and oversight in Washington. That had always been the intention of the rule, but Ms. Yates made it explicit.

“The term ‘national security issue’ is meant to be a broad one,” she wrote.

Ms. Yates told federal prosecutors that consulting with experienced national security prosecutors in Washington would help “ensure prompt, consistent and effective responses” to national security cases.

The letter, which was not made public, was provided to The New York Times by a government official.

John P. Carlin, the Justice Department’s top national security prosecutor, reorganized his staff in Washington in recent years to focus more aggressively on preventing theft of America’s trade secrets. The new rules mean that espionage experts will review cases like Dr. Xi’s. Such cases “shall be instituted and conducted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Mr. Carlin or other top officials, the rules say.

Peter R. Zeidenberg, a lawyer for the firm Arent Fox, who represented Dr. Xi and Ms. Chen, called the new rules “a very positive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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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rry Chen, a government hydrologist in Ohio, was charged with economic espionage in 2014. The case was dropped five months later. Credit Maddie McGarve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It’s welcome, and it’s overdue,” he said. “A bad reaction would be ‘We’re not going to do anything. Everything is fine.’ ”

Several of the cases fell apart when defense lawyers confronted prosecutors with new evidence or previewed the arguments they planned to make in court. In traditional white-collar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those conversations between prosecutors and defense lawyers often happen before charges are filed. In cases involving even a whiff of espionage, however, such conversations rarely happen. Authorities worry that suspects, tipped off to the investigation, will run or destroy evidence.

The absence of those conversations makes it important, then, that such cases receive an extra layer of review, defense lawyers said.

Ms. Yates did not mention the botched cases in her letter. But at the Justice Department, they were regarded as unfortunate — and perhaps preventable — black eyes that detracted from a string of successful espionage prosecutions. The United States faces an onslaught of economic espionage and other spying from China. Last year, Chinese hackers stole a trove of government data — including Social Security numbers and fingerprints — on more than 21 million people.

Last month, Su Bin, a Chinese businessman, pleaded guilty to trying to hack into American defense contractors to steal information on the F-22 and F-35 fighter jets and Boeing’s C-17 military cargo plane. In January, a Chinese citizen pleaded guilty to trying to steal corn seeds from American companies and ship them to China to replicate their genetic properties.

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most direct confrontation with China, the Justice Department in 2014 charged fiv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with hacking into prominent American companies.

Mr. Zeidenberg and others have argued that rushed cases create suspicion and unfairly tarnish reputations. In the case against the Eli Lilly scientists, prosecutors were unsparing in their description.

“If the superseding indictment in this case could be wrapped up in one word, that word would be ‘traitor,’” Cynthia Ridgeway, an assistant United States attorney, told a federal court in Indiana last year, according to the Indianapolis Business Journal.

The Justice Department gave no explanation for later dropping the case, saying only that it was done “in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Prosecutors made a similar statement last year when dropping charges against Dr. Xi. The dismissal suggested investigators did not understand and did not do enough to learn the science before they brought charges. Prosecutors had accused Dr. Xi, chairman of Temple’s physics department, with sharing schematics for a piece of American-made laboratory equipment, a pocket heater, with China. After leading scientists — including the inventor of the pocket heater — testified that the schematics showed an entirely different type of heater, the Justice Department dropped the case.

Though prosecutors dropped charges against Ms. Chen, the government has said it intends to fire her. She is fighting that decision.

The Committee of 100 submits the following comment on Privacy Act

To Whom It May Concern:

The Committee of 100 submits the following comment on Privacy Act: Implementation of Exemption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ALL–038 Insider Threat Program System of Records, Docket Number DHS-2015-0050:

The Privacy Act was enacted to safeguard against misuse and abuse of information and data about an individual collected by the government. DHS proposes major, extensive exemptions from the Privacy Act under the National Insider Threat Program, including avoidance of accounting for disclosure, denial of an individual from accessing his or her own records, and collection and retent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an individual regardless of relevancy or accuracy and without notification.

The Committee of 100 strongly supports law enforcement in general, and has done so in the past. There is a singular concern in this instance that the DHS proposal is too broad and should reflect a needed protection or assurance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on of innocent individuals who may be caught up in DHS’ activities and processes.

Historically in our country, Asian Americans have been subjected to incredible discrimination including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Agai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individual census data was used to identify, collect and intern Japanese Americans although such disclosure was prohibited by law. In more recent times, an overzealous desire to protect American properties has overstepped legal boundaries. A Chinese American federal contractor was prosecuted by a biased investigation, which ultimately led to the presiding federal judge apologizing for the inappropriate prosecution and treatment at the end of the trial. Another Chinese American federal employee was wrongfully accused by an unreliable source based on the former’s national origin; serious damage had already been inflicted on the individual by the time the government dismissed her case. These matters shattered dreams, and destroyed careers, lives, and financial security.

Today,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Asian Americans serve our nation loyally and honorably as federal employees and contractors. The DHS proposal, as it stands, increases the risk that innocent individuals will be falsely accused in secret due to misunderstanding, prejudice, or
bigotry, and subject to unjust and damaging investigations and prosecutions with no recourse.

Therefore, the Committee of 100 recommends that the DHS proposal be modified to allow, at a minimum, for:
 An individual to be allowed to review at least a summary of his or her security file upon request;
 An individual, upon investigation or when accused of wrongdoing, to be allowed full access to his or her security file as part of due process;
 Irrelevant and inaccurate information to be purged from the individual’s records when their status is clear;
 Publicly available statistical summaries to be produced to track and monitor the status and trends of the collection and use of information;
 Third-party monitoring to be established to review regularly the inherent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he program.
Thank you for considering our comments.

Sincerely,

Herman Li
Acting Chair

Download PDF: http://www.pavatar.us/Documents/C-100Comment20160324.pdf

Link to the  Proposed Rule document: https://www.regulations.gov/#!documentDetail;D=DHS_FRDOC_0001-1439

The city as an arena for civic action

I recently dug up this 2014 TED talk by Asian American author, civic educator and politics commentator Eric Liu.  In this talk, Mr. Liu put forth the simple but often overlooked idea that the power of individual citizens are best realized at the local level, in the arena of the city.  Mr. Liu was President Clinton’s speechwriter so of course his own talk is very engaging.   I was reminded of Mr. Liu’s work by Wen’s recent essay urging Asian Americans to engage in local public service and politics.

A few days ago, a group of community volunteers started the Philadelphia Tri-State Chinese American Association. The mission of this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s to encourage and support Chinese Americans in local public service and politics. I think this is a wonderful and timely act.

Also by the way, here is a whimsical quiz written by Eric Liu to see how much political power YOU have:

(Not to be taken too seriously.)